董 耀 会
代表农耕民族的历代中原政权,都曾承受过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不同程度的威胁。中国自石器时代至商周,形成了农耕和游牧南北两大经济区系。北部蒙古高原大漠的游牧经济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经济,一个飘忽不定,一个追求定居,但谁也离不开谁。
双方不但形成了经济发展时序上的不平衡,还造成了两种文化上的差异。这两种经济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既有相互的需要,又有相互之间的排斥。正是这种文化和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导致了两大区域之间出现一个长期,在斗争妥协中融合和在斗争与妥协中发展的历史现象。
长城出现以前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北方地区有着广阔的草原,天然适合于畜牧经济的发展,那里的兄弟民族世代从事于以牧为主的生活;在中原地区,肥沃的冲积平原和丘陵地区天然更适合于农耕经济。随着种植农业经济的发展,这种农牧的分化越来越明显。
农牧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容易产生摩擦。自从因发明辔具而产生了富于高度机动灵活的骑兵之后,游牧民族便如猛虎添翼。他们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中,对农耕民族保持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农耕民族政权虽然无法彻底解决游牧民族的侵扰,却也成功地找到了可运用的防御手段,这就是修筑长城阻挡住马背上的来犯者。在马队面前,高大的城墙确立了较大的优势,尽管不能彻底消灭对手,但作为日常的防御手段也行之有效
长城建筑形态上表现的是一种防御工事,作用的本质却是维护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安全。自战国特别是秦汉起一直到明朝,长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掠扰,起到了保卫农耕文明的防御作用。这种和平与安宁,对游牧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