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真的被神话了吗？

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这很直观。本节试图展示，农耕与游牧文明在东亚大陆地理条件下的漫长竞争中，长城对于历史中国和中国文明的构成功能。【1】

要具有宪制层面的意义，一项制度或措施或工程或战略就必须有关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创建或立国，应对的必须是一个国家的长期和根本问题，至少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一，对这些问题有深远影响。或是改变了原有的基本格局，如西周的分封制，有别于夏商的部落联盟制；或是从此开创了新可能，如与秦汉郡县制相伴而来的种种创新。

由于其重大，有时甚至不能简单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如尽管孔子在世时很失败，但他主张的“君臣父子”等原则最终成为传统中国的纲常（宪法基本原则）；又如秦虽然二世而亡，却“百代皆行秦政法”。【2】

因此，若从宪制层面看长城，关注的问题就不是，至少不能只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能否有个别杰出将领替代长城的功能；也不能只是孟姜女的视角，“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3】

至少应当考虑，诸如：（1）长城是否改变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竞争的比较优势；（2）长城（及其配套设施）如何强化了边陲的防守，优化了边陲以及全国各地的军力配置，因此减少了历代王朝百姓若无长城必须负担的额外赋税、兵役和劳役；（3）是否避免了农耕文明为游牧民族征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原农耕文明控制和影响的疆域；以及（4）特别重要的，有无其他可行措施或制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上述追求。这就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首先，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战略战术上的机动优势。秦修建长城为后代确立了“因地形，用险制塞”【4】的基本原则，总是于两山峡谷处或河流转折处修建关城隘口。即便在无险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来必经之地。这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却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建于高山之巅的长城往往还不只一道墙，通常有两道甚至几道。在长城西段地势较为平坦的河套地区，以及北京北面军事地位极为重要的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最多处甚至有10多重城墙。

城墙只能徒手攀越，即使无人防守，也很难通过。游牧民族的马匹因此就由军事行动的利器变成了其负担。游牧民族侵入中原的难度加大了，不但迟滞了其入侵的速度，而且，即便侵入后，这个障碍也会横在其归途上。

游牧民族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或越过某一或几处关隘，但劫掠了财富后，如何再次安全越过长城，撤回大漠草原？而且掠夺财富越多，撤回就越不易。可以血战后撤回，或者是减少掠夺，甚或放弃部分已劫掠物资以便加快北撤，但无论如何，这都会改变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成本收益公式！长城的存在本身就自然弱化了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利益驱动。两大文明竞争的基本格局也因此有所改变。

不仅弱化了对手的军事能力，长城更是提升和强化了中原的军事实力。长城总是选定修建于有险可守有利于防守的地段。进攻者要远征，还必须在一个对其相对不利的地带进攻，这会增加其后勤保障的难度和进攻的风险。守军则可以以逸待劳，居高临下，大大降低了人力和物资消耗；通常都能获得安全稳定的后勤保障。

长城不只是一道墙，更是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除了关隘、堡寨、墩台外，在重点守备地区，长城高墙向四方山岭逶迤延展，如蛛网四通八达，点、线、面配套。有预警区、前沿哨所，城墙内有军营、哨营、兵站、仓库。无论在前方，还是后方并继续伸向内地，都配套建立了烽燧（烽火台）和驿传。这不仅强化了长城守军的防御，也使得整个中原王朝可以在各地灵活有效地调配军力。

与长城配套但突前于长城修建的烽燧，在这一视角下，其功能相当于冷兵器时代的长程雷达、早期预警系统和快捷的军用通讯系统。烽燧或建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区的也高达三丈。烽燧上的值班士兵有能力提前发现入侵者的动向，以逸待劳。以光（白天烟，夜间火）的形式，每昼夜接力数千里，可以确保将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传递给相邻各处驻军，并及时报告各级军政首长直至中央政府。

在某些地形复杂艰险的地区，长城还是便于兵力物资流通的通道。看到了烽烟报警，驻守长城邻近各军营的军队，在确保本防区无敌军进攻的前提下，即便在高山峻岭间或荒原大漠上，也可以沿着长城顶端的通道（有时宽达数米），快速聚集，增援某地。就此而言，长城以及长城通向后方的大路，尤其如秦直道，在古代中国构成了类似今天的高铁或空降这样的快速运兵系统。长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守护边陲的方式，改守线为守点，仅在重要的关隘、关口、要塞驻守较多军队，其余地方仅派兵巡逻。军力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为了更有效的全国性军力配置，甚至可以将强大的机动兵团留在后方，作为国家的战略预备队。在秦代，作为长城配套设施之一的是从咸阳向北直达九原郡（今包头附近）全长700多公里、宽20米以上的秦直道。【5】秦军可以实现人马辎重的快速机动，既可迅速增援受攻击的长城守军，也可以以部分援军从其他关口出关，直接穿插到敌军后方，实行战略合围。

值得强调的是，在实行合围之际，无论敌方是否越过长城，长城的城墙都可以成为中原军队设定的包围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围，只要从两个方向向里挤压被围的敌军，就可以大大节省合围敌军所必需的军队数量。中原军队实行远距离大规模战略合围的部署协调因此相对简单、快捷和隐秘，可以更有效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

作为战略防御系统设施的长城因此也可用作战术和战役上的进攻。借长城掩护重兵集结，准备和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长城内的守军大规模出城突击时，也不必太多担心自己后方的安全，被敌方包抄；相反对方若设想切断中原突击部队的后路，事先就会犯嘀咕：万一中原军队回师反击，会同长城上守军，很容易将自己“包饺子”。长城还可以为进攻部队提供安全的轮休，稳定的后勤保障。即便败退，也可以期待长城守军的接应，不必担心敌骑兵前插合围。一旦撤回长城，依据长城则可以立刻组织反击。【6】

由于长城改善了军事通讯和交通，军队的战略机动性提高了，中原王朝为保证北部安全必须部署的军队就可以大大减少，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会相应减少。想想，有了秦直道机动，将30万秦军部署于咸阳城周边，而不是在长城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节省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

弱化了对手，强化了自己，长城因此客观上就拓展了中原的农耕文明。尽管还不大会有人长期在长城外地区耕牧、定居，但沿着城墙以内，就可以安全耕作定居，也会有商旅，著名如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这里本来是农耕与游牧文明争夺的地区，经济社会很难发展。此外，即便农耕区实际拓展并不大，游牧文明感受的活动范围挤压却很大。

由于长城为守军带来了合围的便利，这就使长城外的游牧民族始终面对一种很难消除的风险，迫使他们总体上必须尽量靠北行动。由此，有了司马迁简洁但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7】有了“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8】长城本身的存在就令游牧区大大北撤了。

太容易被今人忽视的一点是，与许多现代军事措施装备技术不一样，长城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垄断品或专用技术。只能为中原王朝防卫北方游牧民族所用，无法为对手使用或复制。相关的所有建造技术知识是公开的，但长城却只能为农耕民族甚至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农耕民族建造和利用。

游牧民族可以占领长城，但其生产生活方式注定了他们无法利用长城、烽燧来守卫和预警农耕民族的军队。除非放弃游牧，学会农耕，他们无法使用这类军事设施，因此不值得学习相关的建造技术知识。甚至，北方游牧或其他民族，也只有在入主中原之后，才能理解长城对于治理这个大国的军事政治用途，才会修建或利用长城来防范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自己当初的盟友。【9】

正因为对于中原百姓和政权，乃至对于中国文明，有着深刻、广泛和持久的效用，长城才会在历史中逐渐在北部边陲耸起，并通过了农耕时代的时间检验。【10】也有证据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决策者，在修建长城之前，对本朝各种替代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过仔细比较和整体盘算。【11】

不能只从理论上做功能分析，还应考察中国从正反两面提供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经验。因为曾有不止一个人称，长城纯粹是个神话，因为从其第一天建设，在军事上，长城就毫无用处。【12】我必须打其脸。

正面的。简单说来，至少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3年马邑设伏或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捷开始，沙漠之南就基本没有匈奴的势力了。到公元前53年，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投诚，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之后北方再没有什么有威胁的战事。公元89年东汉窦宪奉旨远征匈奴，其实是帮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北匈奴失败后向西远徙，东汉的匈奴威胁最后解除。尽管此后中国北方的民族关系并非和谐，中原地区也有战乱，但从漠北大捷到西晋“八王之乱”引出五胡十六国，中国北方至少有400余年基本安定，不受游牧民族南侵影响。

中原农耕区百姓的深重灾难是在西晋灭亡后的南北朝时期。起因是中原王朝的内乱，加剧这个灾难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中原地区已无法利用长城予以抗拒。西汉的沉重军事打击先导致了匈奴分裂，部分匈奴以及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所谓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归顺中原，被西汉安置于长城周边地区。

东汉则特意让南匈奴定居于长城以南的边境八郡，在当地建立宫廷；同时又从内地移民到此，设立了代表朝廷的卫护机构。【13】与汉人杂居的匈奴人由此向中原迁徙，逐渐扩展开来，广泛定居于关中及泾渭流域。这一政策本来为了增强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促进民族融合。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条件是中原王朝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长期保持强大实力。

但这个前提缺失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西晋统一后不久发生“八王之乱”，持续了10余年，中原王朝极度孱弱，政治统治名存实亡。中原王朝无力依靠长城抗击和隔离游牧民族南侵，更谈不上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为后盾促使南迁胡人实现民族融合。先是内迁的胡人造反，紧接着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乘机南侵。

南匈奴灭了西晋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之后各民族在中原地区曾先后建立过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其中存在时间较长、有较大影响力的有十六个。中原地区开始了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时期，中原百姓极度悲惨，大量被杀或南逃江南，华北地区人口丧失了90%，汉族几近亡种灭族。

中原地区另一个大动荡时期是五代十国。这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恶果，而藩镇割据至少部分或间接与唐朝放弃以长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决策有关。唐太宗和高宗时期，唐军先后打败并灭了北方游牧的东突厥和西突厥，又打败了西部游牧的吐谷浑。由于国力强大，加之唐王室本身也有游牧民族鲜卑的血统，唐代的北方边陲政策是兼容各边疆民族，放弃了修筑并倚重长城应对众多北方游牧民族不时侵扰的战略。

这一决策事实上增加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弱化了唐朝防卫农耕区域的能力。作为弥补，唐睿宗时（公元711年）开始在北方边陲地区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这违反了和平时期军政分权这一传统的中国政治教训和制度。

不仅如此，由于没了长城，就需要协调漫长边陲各区域间的军事防御。唐便以一镇节度使兼任其他两甚至三镇的节度使，使边陲地区的军政权力进一步集中。没有长城，还必须增加北方边陲的驻军，这引发了军费和粮草供应的紧张。为缓解军费压力，唐实行了募兵制，军队财政均由各节度使自行筹措解决。这等于边防军私人化了。所有这些在没有长城条件下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制度和措施，累积起来，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

如安禄山一人就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管辖区从如今辽宁的朝阳到山西大同，下属数十万日益私人化的军队，手握地方行政和财政大权，尾大不掉，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势力自此兴盛起来，河北三镇事实上已成割据。黄巢起义后，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实际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国。唐亡后，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其中至少三代，即后唐、后晋和后汉，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北方另一游牧政权契丹也趁中原内乱南侵，建立了辽国。

但这才是中原农耕区所受的威胁和苦难的一个序幕。公元936年，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唐认契丹皇帝为父，出卖了从山海关直到雁门关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其称帝。这一事件影响了随后中国政治格局长达400多年。这十六州地处太行山东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失去了它们，中原王朝的粮食主产地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